第二十九章宫中定策（二）
朱厚炜说：“父皇，依儿臣看，当今天下纷乱，正是多事之秋。
当务之急有三：外有葡萄牙、西班牙两颗牙及西欧的对外殖民，内有鞑靼、蒙古的侵扰，此其一。
其二是兵备松弛、京营占役、边关关禁不严。屯兵制占用编制战斗力极其低下严重制约大明军队的发展。
其三，洪武时期开始执行的输粮开中改成了纳银开中。原来是商人把粮食送到边镇，然后到户领取相应的盐引，再到盐场领盐贩卖，现在是商人把银子交到户部，再从户部领盐引。但是不论是纳粮开中还是纳银开中，其本质都在于盐政，盐引则是其中的关键。
食盐是国家垄断商品，明朝实施开中法后，许多权贵看到有利可图，便开始想方设法奏讨盐引，倒卖给商人，换取利益，或公然走私，在正盐中夹带私盐，牟取暴利。随着官僚腐败，官商勾结不断加剧。土地兼并和投献，皇亲国戚和士绅不纳粮，限制商人的衣服（朱元璋规定商人只能穿棉麻不能穿丝绸），现在大商人都是暴利税收还低，国家主要收入全部压在农民，国家的财政收入90%以上是农业税。
朱佑樘倒是没有想到朱厚炜能这么率直的直奔要害，这三点正是让朱佑樘日夜不宁的问题。其实还有一点朱厚炜没有说，那就是皇帝身边没有能为君分忧的可用、顶用之人。文官集团只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，完全不在乎国家和皇家的利益。以朱厚炜之精明，应当能看到。精明之人自然也不会说这个问题，打击面太大了。
说道要害问题，朱佑樘再也掩饰不住忧虑和不安，很像是自言自语的轻声问道：“炜儿可有良策？”说是这么说，朱佑樘也没指望有什么好办法。
朱厚炜奏到：“父皇，事务纷杂，头绪众多，终其一点，‘钱粮’二字首当其冲。”
朱佑樘暗暗点头，朕岂不知钱粮重要？又如之奈何？
“研讨一些农耕办法，以缓解灾荒。救助灾民，安抚流民、饥民，如此等等，发展工商业，加强海外贸易办法很多。朝堂上不乏有识之士，见解定然强过儿臣百倍。无论什么办法都要各级官府的官员去办差，各地方官员能不能办、想不想办也需要有督促他们的办法。内阁大员，各部官僚也都会有好的见解。言而总之只要想办事，办法总是有的。”
朱佑樘不高兴了，说了半天等于没说，你也没有办法呀！
“父皇，儿臣准备进行改革试点，则其要者，寻求改变一二。主要是两个地方一是四川二是青岛。儿臣有信心、有能力在五年内上缴税赋以今年收入为基数的五倍。这件事由南京六部负责以减少压力。不过父皇在北京要做一件事我才放心。”
此言一出，惊得朱佑樘睁大了眼睛。这牛皮吹的大了点吧？如果真能办成，我这当皇帝的还有什么忧虑！
“快说，何事？”朱佑樘迫不及待了。
“儿臣还有许多细节没有想好。不过有一策儿臣已经筹划多时了，不过六个字而已：‘官绅一体纳粮’。”
‘官绅一体纳粮’是清朝雍正年间的改革政策，的确是革除弊政的一个重大措施。针对明朝现在的情况，被朱厚炜提了出来，作为第一批改革的要点。大明的经济实力是很强的，但是大量的财富沉淀的民间，是民富国不富，民富国不强的状态。没有国家的富强，民富就是无根之草，水上的浮萍。历史的事实也是如此，富而不强的大明，被经济文化都远远落后的满清给灭了。
但是这个观点朱佑樘是暂时接受不了的。他对朱厚炜说：“士绅地位尊贵，岂能等同于草民。何况这是洪武太祖定下的规矩，历朝历代的成法。岂能破坏？这世上还有尊贵卑贱之分么？”
朱厚炜答道：“朝廷征收的赋税是做什么用的？无非是治理国家，保卫国家。国家安定国民受益。士绅也是国民，国家的安定他们也是受益者，而且是最大的受益者。作为受益者不应该付出吗？打一个比方，地主为保护自己免遭土匪侵扰，需要豢养家丁护院。地主不拿出钱粮能召集到为自己卖命的人吗？国家也是一样，国家的军队保护了士绅，国家的官府衙门维护了士绅的利益，士绅理所当然要出钱粮维持军队、官衙，天下哪有无米之炊？
宋代改革大家王安石有一句名言：‘祖宗不足法’。这个说来话长，都是老生常谈，儿臣就不说了。恕儿臣说句大不敬的话：如果祖宗定下的规矩都不能动，现在坐在龙椅上的应该姓‘嬴’，应该是祖龙的后代！这天下自秦汉唐宋以来有多大变化，可为天翻地覆，何言祖宗成法？
如果鞑靼打过来，西方殖民者围过来，国家没有钱粮破敌，那鞑靼会因为士绅尊贵而不杀？殖民者会因为祖宗成法而不抢？
民富而国不强，则士绅的财富就是给鞑靼和殖民者准备的。儿臣之言发自肺腑，原父皇明察。”
朱佑樘颓丧的又坐到了椅子上，他心里非常清楚，作为皇帝，他还没有那些封王有钱。天下的官僚士绅都很富足，就是他做皇帝的没有钱。朝廷缺钱啊！可是这些人连我做皇帝的都惹不起，你有办法？他长叹一声！
朱佑樘看其所作所为是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，是否推动了社会发展，是否起了进步作用。弘治当然不同于太祖、太宗的创业，他是守成之君。作为封建皇帝，其政策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，而其政权的基础是地主阶级，他还要依靠多数地主的支持，因此，他的改良，或者说是新政，只能是修修补补，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。再加上他个人性格的因素，使这些修修补补，也受一定程度的限制。但是，作为守成之君，他已经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“哎！炜儿，这天下本就不太平，士绅纳粮，会造成大乱呀！”
“请父皇宽心，儿臣自有办法让他们乖乖的拿出钱粮，足额缴纳赋税。儿臣可保大明太平无事，赋税充足。四川、青岛愿为朝廷贡献更多的赋税，做各省的楷模。”
我们现在说说明朝另一个掏空国家的毒瘤--藩王明朝三个世纪以来，一个贯穿始终的政治问题，就是藩王问题。
分封藩王，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通用制度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也沿用了这一制度，从目前来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也沿用了这一制度，从目的说，正如朱元璋所说：“以藩屏帝室”，就是用藩王权力来巩卫中央。
本着这个目的，朱元璋做了一件公认的错事：洪武年间分封的藩王，不但待遇优厚，而且军政权力极大。尤其是有兵权，北方几个藩王，诸如宁王，燕王，谷王，辽王等王爷，更掌握着明朝精锐武装，各个雄视天下。
但对这个潜在威胁，朱元璋也不是没有预判，明朝藩王制度比较前代，一个进步就是管理严格：特制了《天潢玉牒》，凡有皇室子弟出生，就要记录在册，封赏赐爵乃至皇位传承排序，都是按照玉牒来。
另一点就是重视教育，朱元璋还编写了《永鉴录》和《御制纪非录》，这俩个材料，记录了历代藩王的作恶教训，发给各地藩王学习，告诫他们要忠心为国，免倒覆辙。同时规矩也多，藩王们穿衣服不注意，盖房子盖出格，跑远了出了封地，出门仪式招摇点，都很可能给扣上“违制”的帽子，按谋反来处理。
但千防万防，却还是防不胜防。
手里有兵，就有造反的风险，外加朱元璋的制度，本身还有个漏洞：明朝藩王制度规定，如果中央有奸臣弄权，藩王就有权起兵巩卫皇室，清除奸臣。结果，朱元璋死后，燕王朱棣起兵造反，夺了法定继承人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，起兵的名义叫“清君侧”，钻的就是这个空子。
作为藩王叛乱的胜利者，永乐皇帝朱棣，对于藩王拥兵的危害，自然感同身受。在坐稳了皇位之后，除了清算建文帝旧臣外，他大张旗鼓做的另一个事情，就是削藩。
其实削藩这件事，早在建文帝当政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办，不但当时的朱棣被恶治（装疯卖傻），其他诸如周王，代王，齐王，不是被削去王号，就是惨被关押。而在朱棣登基早期，为收拢人心，对这些倒霉王爷们，也曾大力安抚。
朱棣杀进南京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给藩王平反，之前被建文帝修理过的藩王们，大都恢复了爵位。另外还有优待，不但提高藩王们的经济待遇，还提高王府官员的品级。封赏也很大方，比如对周王，一即位就赏赐了两万多钞。接着周王过生日，更又送了大批财物。《万历野获编》里说他那时对藩王“倍加恩礼”，真如春天般温暖。
但春风拂面过后，接下来就是电闪雷鸣削藩行动开始了。
早在对藩王无比恩宠的时候，朱棣就已经行动，在各位藩王的身边密布眼线，严密侦测一举一动。而且这帮藩王们，除了蜀王周王等少数人，大多数都劣迹斑斑。罪过不难找，就看时机。
在永乐朝之后严厉的削藩下，明朝的藩王们，政治上没了出路，生活上却总算还有追求。
因为明朝的藩王制度，一个最大的麻烦，就是历代分封不断，只要是皇室子弟，就要分封给爵，就是要用国家的财政，把王爷们养起来，日久天长，越养越多，财政负担也就越大。
明朝养藩王的开支有多大？看看制度规定就知道：皇帝的其他儿子，要封亲王，亲王的世子袭爵，其他儿子都是郡王。郡王的长子袭爵，其他儿子要封镇国将军。再往下，镇国将军的儿子们，要封辅国将军，辅国将军的儿子封奉国将军，奉国将军的儿子封镇国中尉，如此世代传承，宗室里靠国家财政养活的寄生虫，可以说是几何级数增加。
而从财政开支说：亲王的固定工资，即禄米，每年就有一万石，郡王是两千石，镇国将军一千石，辅国将军八百石。其他的各类爵位，更都有数额规定，累积下来，本身就是个天文数字。另外还有每年不固定的各色赏赐，有时候甚至比固定工资还多。
而对于藩王来说，政治上没自由，吃饭穿衣受限制，但生孩子的自由，却是绝对有，大多数的藩王，都是逮着机会可劲生。生了就要给待遇，世代繁衍下来，人数滚雪球一样增加。就拿《天潢玉牒》里的记录说，到了嘉靖初年，明朝的宗室总数，就比明初膨胀了上千倍。万历年间，总数长到三十多万，明末天启年间，更有六十多万。
所以自此以后，明朝历代皇帝面临的藩王问题，也就因此不同。明初的皇帝，愁藩王们造反，明中期以后的皇帝，愁怎么养活这群人吃饭。
这个问题，嘉靖年间明朝御史林润的奏折里，说的就很清楚：天下供应京城的粮食，每年四百万石，但各王府消耗国家的粮食，每年却有八百万石。具体到地方上，军事重镇山西省，每年存留粮食一百九十万石，但当地王府消耗粮食，却有三百多万石。河南省存粮九十四万石，当地藩王消耗粮食，却有一百九十多万。也就是说，全国的税粮加起来，也填不满藩王的嘴。
而除了这些固定的财政补贴外，各地的藩王们，其实也都生财有道，搞政治没前途，搞经济挖国家墙角，那是各个都有一套本事。
最固定的办法，就是“钦赐”，就是向朝廷讨要土地。在明朝中前期，比如宣德，正统年间，明朝赐予藩王的土地，通常都是几十顷，到了明朝中期，就有了几千顷，比如明孝宗的弟弟兴献王，就藩的时候，一次就赏赐给他四千多顷土地。等到万历天启年间的明末，更是变本加厉，比如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，福王朱常洵，一次赏赐庄田就有四万顷。
这样做的恶果，可想而知：肥了藩王的腰包，却坏了国家的财政，赐出去多少田地，国家就流失多少财政收入，外加每年巨额的恩养藩王的开支，哪怕是太平年月，国家的财政，也常捉襟见肘。倘若赶上闹灾打仗，更是常穷得叮当。
而且即使如此，藩王们还是不消停，大多数藩王，一辈子都在想尽办法发财，通用的招数，就是侵占民田。
侵占民田的招数，也有好几种，一种是造假，就是故意把看中的好田地，勾结官府指认成荒地，求得朝廷赐予，然后强行侵占。另一种叫“投献”，就是很多交不起税的小民，自愿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，以此来逃避税赋。如此一来，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，也就越演越烈。
到了明末，土地兼并极为剧烈的河南地区，当时号称“中州地半入藩府”，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土地，都被藩王侵占。与之对应的，河南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“重灾区”，那位曾一次性拿到四万多顷赏田的福王朱常洵，后来更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杀掉。而在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中，藩王们的巨额财富，平日里藏着掖着，舍不得拿出来，一闹农民起义，几乎都被农民军打包全收，成了农民军的钱粮资本。后来明朝亡于农民起义，这个角度说，藩王们做了“大贡献”。
明朝藩王的这些大问题，历代明朝君臣们，也不是没有重视，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想尽办法，遏止其日益膨胀的危害性。其中最著名的，便是嘉靖年间的《宗藩条例》
嘉靖皇帝朱厚熜，即位于1521年，这时明朝的藩王制度，经过尽两百年的发展，已经成了一个大负担。
这个负担多沉重，说几个当时的情况就知道：嘉靖七年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，只有130万金，然而每年的财政支出，却高达241万金，占支出项目第一位的，就是宗室开支，占第二位的，美其名曰武职开支，就是供应藩王以下，诸如镇国将军，辅国将军之流的角色，全是为了养活这帮人。
而当时的藩王宗室，不但人口多，滥支国家财政的现象也更严重，向朝廷要赏赐，更常常狮子大开口。不但藩王要养，藩王下面的子弟们，乃至子弟的亲眷们，七大姑八大姨，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属都成了刘皇叔，都敢巧立名目要赏赐。按照户部尚书梁材的说法，明初的时候，如果养活一府的藩王，需要一万石粮食，那么现在同样的王府，就需要至少十三万石。梁材还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：百姓的税粮有限，藩王的繁衍无穷，这样继续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放在明朝政治下，官员如此指摘藩王，是需要勇气的。而且嘉靖皇帝朱厚熜本人，就是以藩王身份入继皇位的，给这样一个背景的帝王说这事，可以说极其不给面子。但局势严峻，面子也不顾。嘉靖皇帝也看到了问题所在，命令群臣设法解决。
自此以后，明朝也颁布了一些相关管理规定，比如严格审查，发现冒名请赏的一律严办。此外还加强教育，给藩王们办学校，教育他们要为国分忧，勤俭节约。另外还有“均人役”，就是改革以往的免税政策，令藩王分摊部分国家税赋。这几样政策，确实也省了不少钱，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
其实在这期间，最有效的办法，也有人提出来过，就是当时礼部尚书霍韬提出的“定子女”，内容是把藩王们的后代们，特别是旁支庶出的后代，尽可能编入民籍，允许他们参与士农工商活动，从此自食其力。如果照此实行，藩王资格门槛提升，增长幅度必然大为减少。但嘉靖皇帝思考半天，还是决定“从容审处”，毕竟牵涉十几万藩王的利益，不是小事。
一直到嘉靖皇帝晚年，即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十月，御史林润的奏折，再次震惊了朝野。在这封奏折里，林润不但揭露了恩养藩王开支巨大，国家难堪重负的严峻现实。更指出先前朝廷的各色规矩，都是小打小闹修补，如果要彻底解决问题，必须要颁布一部根本法令，作为后世遵循的准则。即“以垂万世不易之规”。
这封奏折着实有效，嘉靖皇帝也明白，有些事必须要抓紧办了。随后经过多方讨论，终于在两年之后，由礼部尚书李春芳主持，颁布了著名的《宗藩条例》，内容共六十七条，核心内容有二：1，严格限制藩王们的妻妾人数，娶老婆都要礼部审核。藩王子弟赐爵，更要有资格审查。2，对藩王的开支进行财政核算，削减大笔无用开支，更减少原定的固定工资数额。从那以后，藩王们从袭爵，赐田到日常开支，都有了严格的监管，挥霍无度的日子，不是那么容易了。
在明朝中期，《宗藩条例》的作用也十分巨大，嘉靖身后的隆庆，万历年间，明王朝在藩王开支方面，也大大缩减，国库也日益充实，后来的“隆万中兴”，确有这方面原因。但这个著名的条例，还是难以治本，不但对于朝廷赐予藩王土地，没有规定限制，关键的“定子女”这条，也是毫不提及。藩王后代的寄生虫角色，依然丝毫未变。
而对于诸多藩王子弟来说，《宗藩条例》还带来一个恶果：藩王后代们请爵，封赐，都要礼部拍板，而且随着明朝财政日益拮据，礼部对此卡（爵位卡）的发放也越发严格。得不到名分的藩王，既没有国家养，更无法入民籍，自食其力的工作，别说干不了，朝廷也不许干，就此没了活路。到了明朝崇祯年间，好些藩王子弟因为得不到名分，又不许出去工作，竟然活活饿死。
这个问题涉及祖训皇家藩王利益需要循序渐进，在未来几十年逐渐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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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务之急有三：外有葡萄牙、西班牙两颗牙及西欧的对外殖民，内有鞑靼、蒙古的侵扰，此其一。
其二是兵备松弛、京营占役、边关关禁不严。屯兵制占用编制战斗力极其低下严重制约大明军队的发展。
其三，洪武时期开始执行的输粮开中改成了纳银开中。原来是商人把粮食送到边镇，然后到户领取相应的盐引，再到盐场领盐贩卖，现在是商人把银子交到户部，再从户部领盐引。但是不论是纳粮开中还是纳银开中，其本质都在于盐政，盐引则是其中的关键。
食盐是国家垄断商品，明朝实施开中法后，许多权贵看到有利可图，便开始想方设法奏讨盐引，倒卖给商人，换取利益，或公然走私，在正盐中夹带私盐，牟取暴利。随着官僚腐败，官商勾结不断加剧。土地兼并和投献，皇亲国戚和士绅不纳粮，限制商人的衣服（朱元璋规定商人只能穿棉麻不能穿丝绸），现在大商人都是暴利税收还低，国家主要收入全部压在农民，国家的财政收入90%以上是农业税。
朱佑樘倒是没有想到朱厚炜能这么率直的直奔要害，这三点正是让朱佑樘日夜不宁的问题。其实还有一点朱厚炜没有说，那就是皇帝身边没有能为君分忧的可用、顶用之人。文官集团只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，完全不在乎国家和皇家的利益。以朱厚炜之精明，应当能看到。精明之人自然也不会说这个问题，打击面太大了。
说道要害问题，朱佑樘再也掩饰不住忧虑和不安，很像是自言自语的轻声问道：“炜儿可有良策？”说是这么说，朱佑樘也没指望有什么好办法。
朱厚炜奏到：“父皇，事务纷杂，头绪众多，终其一点，‘钱粮’二字首当其冲。”
朱佑樘暗暗点头，朕岂不知钱粮重要？又如之奈何？
“研讨一些农耕办法，以缓解灾荒。救助灾民，安抚流民、饥民，如此等等，发展工商业，加强海外贸易办法很多。朝堂上不乏有识之士，见解定然强过儿臣百倍。无论什么办法都要各级官府的官员去办差，各地方官员能不能办、想不想办也需要有督促他们的办法。内阁大员，各部官僚也都会有好的见解。言而总之只要想办事，办法总是有的。”
朱佑樘不高兴了，说了半天等于没说，你也没有办法呀！
“父皇，儿臣准备进行改革试点，则其要者，寻求改变一二。主要是两个地方一是四川二是青岛。儿臣有信心、有能力在五年内上缴税赋以今年收入为基数的五倍。这件事由南京六部负责以减少压力。不过父皇在北京要做一件事我才放心。”
此言一出，惊得朱佑樘睁大了眼睛。这牛皮吹的大了点吧？如果真能办成，我这当皇帝的还有什么忧虑！
“快说，何事？”朱佑樘迫不及待了。
“儿臣还有许多细节没有想好。不过有一策儿臣已经筹划多时了，不过六个字而已：‘官绅一体纳粮’。”
‘官绅一体纳粮’是清朝雍正年间的改革政策，的确是革除弊政的一个重大措施。针对明朝现在的情况，被朱厚炜提了出来，作为第一批改革的要点。大明的经济实力是很强的，但是大量的财富沉淀的民间，是民富国不富，民富国不强的状态。没有国家的富强，民富就是无根之草，水上的浮萍。历史的事实也是如此，富而不强的大明，被经济文化都远远落后的满清给灭了。
但是这个观点朱佑樘是暂时接受不了的。他对朱厚炜说：“士绅地位尊贵，岂能等同于草民。何况这是洪武太祖定下的规矩，历朝历代的成法。岂能破坏？这世上还有尊贵卑贱之分么？”
朱厚炜答道：“朝廷征收的赋税是做什么用的？无非是治理国家，保卫国家。国家安定国民受益。士绅也是国民，国家的安定他们也是受益者，而且是最大的受益者。作为受益者不应该付出吗？打一个比方，地主为保护自己免遭土匪侵扰，需要豢养家丁护院。地主不拿出钱粮能召集到为自己卖命的人吗？国家也是一样，国家的军队保护了士绅，国家的官府衙门维护了士绅的利益，士绅理所当然要出钱粮维持军队、官衙，天下哪有无米之炊？
宋代改革大家王安石有一句名言：‘祖宗不足法’。这个说来话长，都是老生常谈，儿臣就不说了。恕儿臣说句大不敬的话：如果祖宗定下的规矩都不能动，现在坐在龙椅上的应该姓‘嬴’，应该是祖龙的后代！这天下自秦汉唐宋以来有多大变化，可为天翻地覆，何言祖宗成法？
如果鞑靼打过来，西方殖民者围过来，国家没有钱粮破敌，那鞑靼会因为士绅尊贵而不杀？殖民者会因为祖宗成法而不抢？
民富而国不强，则士绅的财富就是给鞑靼和殖民者准备的。儿臣之言发自肺腑，原父皇明察。”
朱佑樘颓丧的又坐到了椅子上，他心里非常清楚，作为皇帝，他还没有那些封王有钱。天下的官僚士绅都很富足，就是他做皇帝的没有钱。朝廷缺钱啊！可是这些人连我做皇帝的都惹不起，你有办法？他长叹一声！
朱佑樘看其所作所为是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，是否推动了社会发展，是否起了进步作用。弘治当然不同于太祖、太宗的创业，他是守成之君。作为封建皇帝，其政策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，而其政权的基础是地主阶级，他还要依靠多数地主的支持，因此，他的改良，或者说是新政，只能是修修补补，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。再加上他个人性格的因素，使这些修修补补，也受一定程度的限制。但是，作为守成之君，他已经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“哎！炜儿，这天下本就不太平，士绅纳粮，会造成大乱呀！”
“请父皇宽心，儿臣自有办法让他们乖乖的拿出钱粮，足额缴纳赋税。儿臣可保大明太平无事，赋税充足。四川、青岛愿为朝廷贡献更多的赋税，做各省的楷模。”
我们现在说说明朝另一个掏空国家的毒瘤--藩王明朝三个世纪以来，一个贯穿始终的政治问题，就是藩王问题。
分封藩王，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通用制度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也沿用了这一制度，从目前来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也沿用了这一制度，从目的说，正如朱元璋所说：“以藩屏帝室”，就是用藩王权力来巩卫中央。
本着这个目的，朱元璋做了一件公认的错事：洪武年间分封的藩王，不但待遇优厚，而且军政权力极大。尤其是有兵权，北方几个藩王，诸如宁王，燕王，谷王，辽王等王爷，更掌握着明朝精锐武装，各个雄视天下。
但对这个潜在威胁，朱元璋也不是没有预判，明朝藩王制度比较前代，一个进步就是管理严格：特制了《天潢玉牒》，凡有皇室子弟出生，就要记录在册，封赏赐爵乃至皇位传承排序，都是按照玉牒来。
另一点就是重视教育，朱元璋还编写了《永鉴录》和《御制纪非录》，这俩个材料，记录了历代藩王的作恶教训，发给各地藩王学习，告诫他们要忠心为国，免倒覆辙。同时规矩也多，藩王们穿衣服不注意，盖房子盖出格，跑远了出了封地，出门仪式招摇点，都很可能给扣上“违制”的帽子，按谋反来处理。
但千防万防，却还是防不胜防。
手里有兵，就有造反的风险，外加朱元璋的制度，本身还有个漏洞：明朝藩王制度规定，如果中央有奸臣弄权，藩王就有权起兵巩卫皇室，清除奸臣。结果，朱元璋死后，燕王朱棣起兵造反，夺了法定继承人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，起兵的名义叫“清君侧”，钻的就是这个空子。
作为藩王叛乱的胜利者，永乐皇帝朱棣，对于藩王拥兵的危害，自然感同身受。在坐稳了皇位之后，除了清算建文帝旧臣外，他大张旗鼓做的另一个事情，就是削藩。
其实削藩这件事，早在建文帝当政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办，不但当时的朱棣被恶治（装疯卖傻），其他诸如周王，代王，齐王，不是被削去王号，就是惨被关押。而在朱棣登基早期，为收拢人心，对这些倒霉王爷们，也曾大力安抚。
朱棣杀进南京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给藩王平反，之前被建文帝修理过的藩王们，大都恢复了爵位。另外还有优待，不但提高藩王们的经济待遇，还提高王府官员的品级。封赏也很大方，比如对周王，一即位就赏赐了两万多钞。接着周王过生日，更又送了大批财物。《万历野获编》里说他那时对藩王“倍加恩礼”，真如春天般温暖。
但春风拂面过后，接下来就是电闪雷鸣削藩行动开始了。
早在对藩王无比恩宠的时候，朱棣就已经行动，在各位藩王的身边密布眼线，严密侦测一举一动。而且这帮藩王们，除了蜀王周王等少数人，大多数都劣迹斑斑。罪过不难找，就看时机。
在永乐朝之后严厉的削藩下，明朝的藩王们，政治上没了出路，生活上却总算还有追求。
因为明朝的藩王制度，一个最大的麻烦，就是历代分封不断，只要是皇室子弟，就要分封给爵，就是要用国家的财政，把王爷们养起来，日久天长，越养越多，财政负担也就越大。
明朝养藩王的开支有多大？看看制度规定就知道：皇帝的其他儿子，要封亲王，亲王的世子袭爵，其他儿子都是郡王。郡王的长子袭爵，其他儿子要封镇国将军。再往下，镇国将军的儿子们，要封辅国将军，辅国将军的儿子封奉国将军，奉国将军的儿子封镇国中尉，如此世代传承，宗室里靠国家财政养活的寄生虫，可以说是几何级数增加。
而从财政开支说：亲王的固定工资，即禄米，每年就有一万石，郡王是两千石，镇国将军一千石，辅国将军八百石。其他的各类爵位，更都有数额规定，累积下来，本身就是个天文数字。另外还有每年不固定的各色赏赐，有时候甚至比固定工资还多。
而对于藩王来说，政治上没自由，吃饭穿衣受限制，但生孩子的自由，却是绝对有，大多数的藩王，都是逮着机会可劲生。生了就要给待遇，世代繁衍下来，人数滚雪球一样增加。就拿《天潢玉牒》里的记录说，到了嘉靖初年，明朝的宗室总数，就比明初膨胀了上千倍。万历年间，总数长到三十多万，明末天启年间，更有六十多万。
所以自此以后，明朝历代皇帝面临的藩王问题，也就因此不同。明初的皇帝，愁藩王们造反，明中期以后的皇帝，愁怎么养活这群人吃饭。
这个问题，嘉靖年间明朝御史林润的奏折里，说的就很清楚：天下供应京城的粮食，每年四百万石，但各王府消耗国家的粮食，每年却有八百万石。具体到地方上，军事重镇山西省，每年存留粮食一百九十万石，但当地王府消耗粮食，却有三百多万石。河南省存粮九十四万石，当地藩王消耗粮食，却有一百九十多万。也就是说，全国的税粮加起来，也填不满藩王的嘴。
而除了这些固定的财政补贴外，各地的藩王们，其实也都生财有道，搞政治没前途，搞经济挖国家墙角，那是各个都有一套本事。
最固定的办法，就是“钦赐”，就是向朝廷讨要土地。在明朝中前期，比如宣德，正统年间，明朝赐予藩王的土地，通常都是几十顷，到了明朝中期，就有了几千顷，比如明孝宗的弟弟兴献王，就藩的时候，一次就赏赐给他四千多顷土地。等到万历天启年间的明末，更是变本加厉，比如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，福王朱常洵，一次赏赐庄田就有四万顷。
这样做的恶果，可想而知：肥了藩王的腰包，却坏了国家的财政，赐出去多少田地，国家就流失多少财政收入，外加每年巨额的恩养藩王的开支，哪怕是太平年月，国家的财政，也常捉襟见肘。倘若赶上闹灾打仗，更是常穷得叮当。
而且即使如此，藩王们还是不消停，大多数藩王，一辈子都在想尽办法发财，通用的招数，就是侵占民田。
侵占民田的招数，也有好几种，一种是造假，就是故意把看中的好田地，勾结官府指认成荒地，求得朝廷赐予，然后强行侵占。另一种叫“投献”，就是很多交不起税的小民，自愿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，以此来逃避税赋。如此一来，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，也就越演越烈。
到了明末，土地兼并极为剧烈的河南地区，当时号称“中州地半入藩府”，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土地，都被藩王侵占。与之对应的，河南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“重灾区”，那位曾一次性拿到四万多顷赏田的福王朱常洵，后来更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杀掉。而在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中，藩王们的巨额财富，平日里藏着掖着，舍不得拿出来，一闹农民起义，几乎都被农民军打包全收，成了农民军的钱粮资本。后来明朝亡于农民起义，这个角度说，藩王们做了“大贡献”。
明朝藩王的这些大问题，历代明朝君臣们，也不是没有重视，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想尽办法，遏止其日益膨胀的危害性。其中最著名的，便是嘉靖年间的《宗藩条例》
嘉靖皇帝朱厚熜，即位于1521年，这时明朝的藩王制度，经过尽两百年的发展，已经成了一个大负担。
这个负担多沉重，说几个当时的情况就知道：嘉靖七年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，只有130万金，然而每年的财政支出，却高达241万金，占支出项目第一位的，就是宗室开支，占第二位的，美其名曰武职开支，就是供应藩王以下，诸如镇国将军，辅国将军之流的角色，全是为了养活这帮人。
而当时的藩王宗室，不但人口多，滥支国家财政的现象也更严重，向朝廷要赏赐，更常常狮子大开口。不但藩王要养，藩王下面的子弟们，乃至子弟的亲眷们，七大姑八大姨，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属都成了刘皇叔，都敢巧立名目要赏赐。按照户部尚书梁材的说法，明初的时候，如果养活一府的藩王，需要一万石粮食，那么现在同样的王府，就需要至少十三万石。梁材还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：百姓的税粮有限，藩王的繁衍无穷，这样继续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放在明朝政治下，官员如此指摘藩王，是需要勇气的。而且嘉靖皇帝朱厚熜本人，就是以藩王身份入继皇位的，给这样一个背景的帝王说这事，可以说极其不给面子。但局势严峻，面子也不顾。嘉靖皇帝也看到了问题所在，命令群臣设法解决。
自此以后，明朝也颁布了一些相关管理规定，比如严格审查，发现冒名请赏的一律严办。此外还加强教育，给藩王们办学校，教育他们要为国分忧，勤俭节约。另外还有“均人役”，就是改革以往的免税政策，令藩王分摊部分国家税赋。这几样政策，确实也省了不少钱，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
其实在这期间，最有效的办法，也有人提出来过，就是当时礼部尚书霍韬提出的“定子女”，内容是把藩王们的后代们，特别是旁支庶出的后代，尽可能编入民籍，允许他们参与士农工商活动，从此自食其力。如果照此实行，藩王资格门槛提升，增长幅度必然大为减少。但嘉靖皇帝思考半天，还是决定“从容审处”，毕竟牵涉十几万藩王的利益，不是小事。
一直到嘉靖皇帝晚年，即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十月，御史林润的奏折，再次震惊了朝野。在这封奏折里，林润不但揭露了恩养藩王开支巨大，国家难堪重负的严峻现实。更指出先前朝廷的各色规矩，都是小打小闹修补，如果要彻底解决问题，必须要颁布一部根本法令，作为后世遵循的准则。即“以垂万世不易之规”。
这封奏折着实有效，嘉靖皇帝也明白，有些事必须要抓紧办了。随后经过多方讨论，终于在两年之后，由礼部尚书李春芳主持，颁布了著名的《宗藩条例》，内容共六十七条，核心内容有二：1，严格限制藩王们的妻妾人数，娶老婆都要礼部审核。藩王子弟赐爵，更要有资格审查。2，对藩王的开支进行财政核算，削减大笔无用开支，更减少原定的固定工资数额。从那以后，藩王们从袭爵，赐田到日常开支，都有了严格的监管，挥霍无度的日子，不是那么容易了。
在明朝中期，《宗藩条例》的作用也十分巨大，嘉靖身后的隆庆，万历年间，明王朝在藩王开支方面，也大大缩减，国库也日益充实，后来的“隆万中兴”，确有这方面原因。但这个著名的条例，还是难以治本，不但对于朝廷赐予藩王土地，没有规定限制，关键的“定子女”这条，也是毫不提及。藩王后代的寄生虫角色，依然丝毫未变。
而对于诸多藩王子弟来说，《宗藩条例》还带来一个恶果：藩王后代们请爵，封赐，都要礼部拍板，而且随着明朝财政日益拮据，礼部对此卡（爵位卡）的发放也越发严格。得不到名分的藩王，既没有国家养，更无法入民籍，自食其力的工作，别说干不了，朝廷也不许干，就此没了活路。到了明朝崇祯年间，好些藩王子弟因为得不到名分，又不许出去工作，竟然活活饿死。
这个问题涉及祖训皇家藩王利益需要循序渐进，在未来几十年逐渐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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